因茶而兴的厦门鼓浪屿美国领事馆
1773年12月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被称为美国革命的开端。中国茶叶从何而来？是来自当时的广州港还是其他港口？以笔者目前所见，中国学界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问题。考诸史料，1925年上海出版的《中国评论周刊》（亦称《密勒士评论报》）英文杂志曾刊发《厦门茶叶开启美国革命》一文，其内容转引自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公报信息：“正是在世界主要茶港厦门，1773年于此出航船只上装载的茶叶在数月之后引发了美国革命。”“甚少人知道的是，厦门港在美国革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起点
近代欧洲人消费的中国红茶主要来自以武夷山脉为核心的福建茶区。追溯历史，英国东印度公司正是从厦门港运茶开启英国对华茶叶贸易的。
早在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主要目的就是运销福建武夷茶。167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万丹总办事处甚至打算将厦门建成中国商馆总部。1681年，伦敦总部派出4艘商船，装载银圆、绒布、铅等货品来厦门交易茶叶等物资。康熙平定台湾之后，清廷放宽沿海港口贸易限制，1685年厦门重新开放。至1704年，有记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频繁造访厦门，运输茶、瓷器等商品。厦门、宁波、广州等“番舶交易之区”，不时有东印度公司船只往返其间，这一局面持续到1730年。
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颁令，只允许欧洲商人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为了有效收取茶税、减少国内官商通夷之患，清政府严格命令福建、安徽茶区的商贩不得通过沿海福州、厦门港与外商直接贸易，而是要通过内陆商路各关卡转运至广州港，再由广州十三行行商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往来。然而。广州体制繁荣的背后弊端尽显，如范岱克在《广州贸易》一书中指出，沿海“走私日益猖獗”。显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并未遵循清政府只限广州一口贸易的命令，而是将船只直接开到厦门等港，实质就是从事走私贸易。
正是由于非官方允定贸易的性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来厦门运茶的船只记载语焉不详。美国史学家马士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记录早期中英茶叶贸易最重要的参考史料，但其在第一卷中对广州茶叶输出与美国革命爆发之间关系记载并不明确，马士本人就说1754年至1774年这21年间的记录是“缺遗”。
考虑到厦门本身就是福建南部茶叶贸易集散中心，当地种茶制茶素有传统，茶叶贸易活跃，直抵厦门运茶能够带来更大利润。武夷山场制茶寺僧大都来自晋江，星村茶市执事也是“漳泉亦间有之”。闽南商人是近代贩卖武夷茶的重要中间媒介。粤港通商之后，番舶往来，武夷茶销路大开，茶区延及漳、泉。沿海走私之风难以杜绝，否则清廷也不用屡次下令禁止茶区直通海运。再者，中国沿海厦门与广州之间经济、人员往来密切。闽南籍商人如安海移民伍秉鉴家族、同安潘振承家族本身就在十三行担任行商，他们对广州体制下沟通中外茶叶贸易的纽带作用不容忽视。因此，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直接从厦门港运走茶叶也就不难理解。
由此看来，与波士顿抗茶会、美国革命直接关联的中国茶港不是广州，而是厦门。罗伯特·莫尔在《中国沿海城市：厦门》一文中将福建厦门港作为美国革命的重要一环：“那些被著名的波士顿抗茶会倾倒的茶叶就是装载于英国船只之上、由厦门启航的。”
1789年，雅布斯·鲍文在与美国首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通信中，谈及波士顿武夷茶因茶税降低而价格下降的情况，当地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后世亚当斯文件的编者特意将武夷茶标注为一种“来自中国的红茶和乌龙茶（Oolong）”。美国茶商和消费者所讲的乌龙茶主要就来自厦门港，现代意义的乌龙茶是指半发酵的茶类，与全发酵的红茶有所区别，但早期外国消费者和茶商仅根据乌龙与绿茶相区别的汤色，将其视为福建红茶（武夷茶）大类中的一个品种。总体说来，乌龙茶进入市场尤受美国消费者的青睐。
兴盛
美国独立战争和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实际上迫使英帝国改变殖民贸易体系。一方面，英国稳定从南美地区获取白银能力下降，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白银供给难以为继，英国转而对华输入印度种植的鸦片，鸦片代替棉布成为英国输华大宗商品。另一方面，美国独立反过来促使英国加强对亚洲殖民地的控制掠夺，英国贩卖鸦片的罪恶及其咄咄逼人的野心引发清廷警惕。
1813年，清廷再次颁令禁止福建山区茶叶从海路直接贩洋。林则徐在广州领导禁烟运动，打击了英国鸦片商人的直接利益。1839年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强行开辟五口通商。1844年，美国则趁机通过《望厦条约》在福州、厦门建立领事馆，更加接近福建茶区。
1853年，波士顿商号旗昌洋行利用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阻断东南商路之际，从福州溯闽江而上，直抵武夷茶区。这不仅直接开辟美国茶商与中国茶区运输通道，也打破英商对福建优质茶源的主导格局。清政府允许茶叶从福州出口，福州港外销茶猛增，厦门也利用航运便利和毗邻茶区的优势，发展外销茶务。波士顿商人还出资创新运茶快剪船，与伦敦商人在福州、厦门等茶港展开运茶竞赛。连接福建茶区与贸易中转港福州、厦门和香港等城市之间的海运航线更加绵密。
19世纪60年代，厦门港出口大宗商品为茶叶和冰糖，其中红茶是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商品。从厦门港出口茶叶主要品种是工夫茶、乌龙茶、小种和安溪茶。来自波士顿的美商旗昌洋行、琼记洋行等纷纷在厦设立机构，运销茶叶。1864年出口茶叶达53236担（1担等于50公斤）。1865年起，外籍税务司控制厦门海关。美国内战结束后经济快速成长，美国消费市场对中国茶叶需求猛增，由此推动福州和厦门作为世界茶港的崛起。
1866年，厦门港出口纽约的茶叶达到600万磅。据统计，1863—1867年间，厦门出口美国的茶叶是同期出口英国的5倍多。美国市场感兴趣的主要是厦门港运出的乌龙茶，据统计，1867—1868年厦门出口乌龙茶为5728194担，占当年总数的63.9%，臻于顶峰。当时同属福建省的台湾府茶叶也从厦门港整装出发，1870年台湾输入厦门港乌龙茶为5065担。闽西南与台湾茶叶皆汇集在厦门港出口，厦门港成为福建南部茶区、跨越海峡台茶的集散地。
茶叶成为外国商人到达厦门港最感兴趣的贸易商品。仅1874年，美国商人从厦门港运出的茶叶就达750万磅，这时厦门港出口茶叶几乎全部运往美国。1879年，厦门港（含台湾）茶叶出口在中国各茶港中排名第四。1881年，厦门直接出口美国茶叶为45309.86担，台湾府茶经厦门复出口美国79435.45担。
纽带
1889年，随着美国对中国茶叶质量的日趋提升，连美国领事都向中外茶商通报厦门乌龙茶之“质量问题”，1890年厦门茶叶出口美国仅剩16500担。
1895年日本强割台湾后，基隆港外销茶被强行剥离于中国经济网络之外，台茶外销利润大都为殖民当局和日商所夺，台茶输美也以乌龙茶为主形成竞争，厦门茶港地位急剧下降。
1897年美国出台《掺杂与不卫生茶禁止条例》，纽约等地设置茶师检验到港茶叶，质量低下或掺杂者皆要被退货，这一法案对厦门港茶叶出口构成严重影响，茶路受阻。1899年美国运茶船最后从厦门运走3.1万磅茶叶，自此之后美国运茶船不再抵厦，整个厦门港茶叶输出暂时凋零。1901年厦门海关报告就指出“本港作为茶港已经消亡”。
清政府严厉禁止鸦片直接导致英帝国原有贸易体系瓦解，为了攫取中国茶叶利润，英国植物学家、贸易商和殖民官员不断刺探中国种茶制茶秘密，采取包括直接偷窃茶种、雇佣华人制茶师傅等措施。最终英国在印度开始自主种植茶叶，殖民地茶商通过印度、锡兰种植园建立现代茶产业。1882年，英国还在军事上控制苏伊士运河，大量运用蒸汽船，南亚茶叶往欧洲运输成本降低。英国不再大规模从中国购买茶叶，有购买要么是拼配中国茶与印度茶，提升印度茶品质口感，要么是满足小众奢侈品需求。
更为关键的是，英属印度茶叶公司逐渐建构起营销网络，直接面向世界最大茶叶消费市场美国，印度茶和锡兰茶逐渐替代中国茶叶在美国红茶市场上的地位，而中国在美国绿茶市场又受到日本绿茶的挤压，福建福州、厦门在国际茶叶输出港口的地位难以为继，而美国茶港重心则从波士顿转向交通更为便利、市场更为庞大的纽约。不过，波士顿茶商、贸易公司凭借长期的经验、资本和航运优势，在纽约茶港贸易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东北部的贸易商发展出以美洲白银、人参、皮毛甚至土耳其鸦片来交换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等的贸易结构，这不仅促进了美国早期的经济自立，也让美国工业现代化拥有了一笔所谓的“老钱”资本。茶商、茶企和贸易商聚集的波士顿形成了“波士顿企业圈”，当地众多公司和商人业务彼此联系，拥有厚实的经济根基、复杂交织的联系网络和立足全球的国际视野，这是一群被称为波士顿“婆罗门”式精英阶层，他们热衷推动博物馆收藏亚洲艺术、资助大学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波士顿成为文化教育和艺术之城，对美国产生重要影响。
大航海时代以来，商品流动、远距离贸易和信息交流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直接体现。1954年9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再次援引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说法，强调“1773年波士顿抗茶会造成了厦门茶叶的麻烦”“具有历史意义的英国运茶船正是从厦门出发的”。茶叶这一纽带牵引西太平洋沿岸厦门与大西洋沿岸波士顿这两座口岸城市之间发生密切联系，上演了亚洲与美洲两座城市间跨度长达126年的因缘际会。双边的联系网络也由此发生“蝴蝶效应”——
广州体制时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厦门运出的福建茶叶无意间开启美国革命进程。鸦片战争后，波士顿商人开拓的茶叶网络带动厦门茶港发展，销往美国市场的茶叶最多，带动厦门市区航运、交通和洋行的富集。景气时期，厦门茶叶外销无论对闽西南经济腹地茶区的扩大，还是对美国、澳大利亚茶叶市场的拓展，抑或对南洋侨销茶维系方面都作出了贡献。（江振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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