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儿童是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的犯罪之一,然而拐卖儿童的犯罪却屡禁不止。是谁,让孩子流落在外?是谁,将孩子作为商品买卖?是谁,将孩子的真实身份掩盖?
一张“天价”出生医学证明,挖出一个产业链
2021年10月,一起收买被拐的儿童案件吸引了福州市长乐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的注意,涉案的老陈(化名)夫妇共孕育六个孩子,五个女儿,一个儿子洋洋(化名)。亲子鉴定显示,老陈夫妇并非洋洋的生物学父母,但洋洋的出生医学证明上填写的父母却是老陈夫妇,这是为什么?承办检察官与经办民警顺藤摸瓜,找到案件的关键人物——杨鑫(化名)。
2018年底,老陈夫妇因没有生育男孩“传宗接代”,迫于长辈的压力,通过中间人介绍购买了一名男婴,取名为洋洋,抚养至今。2021年初,为了给洋洋申报户口,方便就学,老陈花了6万元找杨鑫为洋洋“量身定制”了一张出生医学证明,顺利地瞒天过海,将洋洋包装成自己的亲生儿子。既然杨鑫能制作洋洋的出生医学证明,是不是也能为其他来路不明的孩子制作出生医学证明?顺着这个办案思路,承办检察官与民警揪出了杨鑫背后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购、转、销产业链条”,其中,仅杨鑫的手机内就有数十张出生医学证明的照片,“客户”群体覆盖福建省福州、莆田、泉州等地,长乐区公安局随即将该线索层报至福建省公安厅,由省公安厅发动全省打拐集群作战。目前,长乐地区已查出涉嫌变造、买卖、居间介绍出生医学证明人员19名,同时追查到涉嫌拐卖儿童线索5条。
2022年1月,长乐区打拐专项行动拉开了序幕。
远赴千里,只为追寻一个真相
在解救洋洋后,公安民警对洋洋的DNA进行采集,然而在比对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后,并未找到匹配的血样,可见洋洋的父母并未因洋洋的失踪而报警。是什么样的父母在孩子走失后置孩子的安危于不顾?带着这一疑问,承办检察官在老陈的聊天记录中找到了突破口,行动就此展开。
在相隔2000多公里的云南红河,长乐公安民警抓捕了一对年轻夫妻,他们是被拐儿童洋洋的亲生父母。原来,4年前洋洋的亲生父母因不想再要男孩,便将洋洋卖到了长乐,并用卖洋洋的钱换取了现在居住的房子、耕地,过上安稳的日子。
在打拐专项行动中,这样“亲子亲卖”案件不在少数,2022年,长乐区检察院共打击涉拐人员16人,解救被拐儿童5名,非法送养儿童2名,而这类案件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民众的不理解。“我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才将孩子卖给他。”“本来孩子在我们家就当宝贝一样疼,可你们却把他关在福利院,你们才是害了他!”“这种自己卖的为什么也要打击,孩子要是在他亲生父母家指不定怎么遭罪。”这些质疑的话检察官听过无数次,却没能动摇其打击拐卖犯罪的心,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国家放开了这个口子,就是给买卖人口一个合法化理由,给犯罪分子一个规避法律的可乘之机,届时将可能出现更多父母以获利为目的生产孩子,以贫穷为理由贩卖孩子,以抚养为借口的收买孩子。
多方联动,做好打拐的“后半篇文章”
打击犯罪是打拐专项行动的一部分,对被拐解救儿童的安置与救助更是行动中不容忽视的环节。如何保障这些儿童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他们的伤害?长乐区检察院与区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等部门为被拐解救儿童拉起了国家监护的“防护网”。
在解救被拐儿童后,长乐区检察院与区公安局多次前往区救助站探望被拐解救儿童,排查站内设施设备安全隐患等问题,并与区民政局、救助站商讨完善救助方案。目前,已实现每2名被拐解救儿童配备1名生活保姆、每1名被拐解救儿童配备1名专业社工陪伴学习、玩耍、心理疏导等,保障在学儿童继续就学,安排适龄儿童就近入学,为一年内仍未找到亲生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被拐解救儿童考察合适的寄养家庭。同时,在长乐区检察院的呼吁下,爱心企业恒申集团向被拐解救儿童捐赠救助金人民币4万元,用于购买衣物、书籍、文具等日常学习、生活用品,从生活、心理、就学等方面为被拐解救儿童提供综合救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作为“团圆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乐区检察院将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坚决依法从严打击拐卖、收买儿童犯罪以及关联犯罪,用心用情点亮被拐解救儿童的心灯,倾情守护人间“小团圆”。(陈艳妮 陈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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